
       《孙子兵法》中的企业领导艺术和方法 
      程美秀
      　 
      《孙子兵法》被誉为“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兵学圣典”，如今日益受到企业领导者的关注，而日本企业家又率先将《孙子》之思想应用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堪称一大智举。 

      《孙子兵法》这部生于本土、源于本土，高度浓缩和体现我国人民大智、大学的传世杰作，其思想和影响在今天已超出军事领域，深入到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今天在加速推进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作为身逢盛世的我国企业家和经营者，深入学习和研究《孙子兵法》中关于现代企业领导艺术的方法可供借鉴的思想，有着至关重要的时代价值。本文旨在研究探索其中的几个核心思想。 

      一、“择人而任势” 
      孙子在《势篇》中讲道：“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善于指挥打仗的将帅，他的主导思想应放在依靠、运用、把握和创造有利于自己取胜的形势上，而不是去苛求手下的将吏，因此他就能从全局态势的发展变化出发，选择适于担当重任的人才，从而使自己取得决定全局胜利的主动权。这是孙子对领导艺术所做的一个高度精辟的概括和论述。深入领略孙子“择人任势”的思想，对今天企业的领导者和企业家而言，其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和教益。 

      孙子所讲的“势”，是指由一方向另一方发起军事挑战或进攻，由此形成的使双方或多方面临的军事“战势”。把它引用到企业经营中，企业谋划的某一重大经营战略行动决策或是经营者在市场竞争中所展现的某种（如科技进步、新产品开发、营销策划等）竞争态势，由此会形成各种使经营者面临的“商势”。但不论是“战势”或是“商势”，都有一个作为“求之于势”的问题。按着孙子的思想，求势的根本出发点是“取势”，即在充分利用把握势态的发展变化中，以势酿势，实现克敌制胜的战略目的，这从《势篇》的其它论述中可以看出。而要能够“取势”，则必须先做到“识势”。所谓“识势”，有两层内含，一方面是对形势的发展和趋向变化，要有超前认识的目光和谋断能力；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是否具有取势的条件和实力（主要是是否拥有可以委任并能担当重任的核心能力人才），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识之于势”，也就难以“取之于势”，因此，“识势”是“求势”的前提条件。正因为如此，世人把识时务者称为俊杰之才。但是，一个统帅者他虽有“识势”的战略远见，身边也有能够担任重任的人才，他却不能充分使用，最后还会落入“失势”的惨败境地 

      。这也是在今天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经营胜败的一个关键问题。汉相诸葛亮对街亭战略地位的卓识和在抢占天时地利方面都胜过司马懿，只因在最关键处错用了马谡为将，造成了全军溃败，幸亏诸葛亮事先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才避免了全军的灭顶之灾。由此可见，在对形势的利用和把握中，“任势”（择人而任）又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因为择人任势不仅本质地体现了成事在人、人可创造时势的治业思想，同时也本质的体现了不同人才的能级只有当其价值得到充分的尊重，并处在最适合于充分发挥的位置时，就能产生出最大创造能量的用人法则。卓越的统帅者由于对人才善于因势而用、量能而使、大胆委任、放手使用，因而能够依势造势、保证战略意图的贯彻实施，以奇胜取势，牢牢把握决胜权。这样的事例很多。 

      孙刘联合破曹之后，诸葛亮料定曹操必败走华容道。派谁去担当此路要任，事关重大。因为诸葛亮从大局考虑，若此时把曹操杀掉，局势将会更加混乱，变得难以收拾，不利于“三分天下”战略方针的实现，于是定下“捉而放之”战略意图，但又不能明言。关羽是“忠义”之杰，诸葛亮派他去守关，收到了“一举两得”之效，若换上张飞，就会坏了大事。由此可见，善于择人任势的一举之妙，可以造势——创造决定未来全局战略的时势。公元２１５年，孙权统兵攻曹，曹操派张辽、乐进、李典固守合肥与之抗衡。曹守军仅７０００余人，而吴军则有１０万之众，但张辽等依据曹操“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护军，勿得与战”的指示，便取得了反围城的胜利，这其中的秘诀就在于曹操善于用人。据《三国志》载：张辽“武力过人”，李典“有雄气”，善于与人协同作战，“不与诸将争攻”；而乐进虽然“容貌短小”，但有胆略，他与张辽、李典“统御师旅，抚众则合，奉令无犯，当敌制决，靡有遗失。”曹操根据他们各自的长处授以任务，对谁应出战，谁应守城进行了合理的安排，因而，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曹军守将不仅能够使合肥固若金汤，而且取得了反围城的胜利。在两个战例所体现的核心思想是知人善任，随才器使，适时委任。 

      一个人往往在某一方面有突出的才干，而最适于某项特定的工作，扬其所长，用其所能，可成人才；抑其所长，用其所短，则成庸才。一个统帅者倘若埋没了一个人最有价值的长处，就是对人才的催残和毁灭，同时也是对国家事业的摧残和毁灭，是最大的不仁、不道。由此可见，善于识才用才者，他本身就是一个大德大才者；反之，他就是一个缺德缺才者。在领导者的实际用人中，不能量才使用、择人任势者除其品德素质因素之外，则常常因为在人才的效益思维上存在盲点。由于人的才能愈大，特长愈突出，其显露的缺点也往往越多、越明显，领导者常常对引人注目的缺点看得多，听得多，乃至将其缺点与优势的个数相加减，用他的缺点去打擅长点，结果得出人才价值的负值。殊不知，一个人的最大的长处在数量上可能只有一个，但其产生的价值效益却可大得无可估量。三国时刘备出于为关羽、张飞之死雪恨，起７０万大军伐吴，吴国的形势岌岌可危。由于孙权力排众议，大胆起用了一胸怀雄才大略的“书生”陆逊，火烧蜀军连营７００里，使吴国转危为安。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林肯曾选用过三四位将领，标准是无重大过错，结果都被南方将领击败。他接受这一教训后，决意起用嗜酒贪杯却能运筹帷幄的格兰特担任总司令，当时有人极力劝阻。林肯却说：“如果我知道他喜欢什么酒，我倒应该送他几桶，让大家共享。”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对格兰特的任命，使南北战争发生了根本的转折。管理学家杜拉克有一句名言：“人的长处，才是一种真正的机会。”大凡高明的领导者无不深明其意：要以人的长处的运用为机会——善于识察人的长处，择人任势，就能不失时机地赢得事业的成功。这正是今天企业的领导者需要学习汲取的用人之道。 

      二、“令之以文，齐之以武” 
      《孙子·行军篇》中说：“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用“文”的手段即用政治道义教育士卒，用“武”的方法即用军纪来统一步调，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就必定胜利。平素能认真贯彻命令、教育士卒，士卒就会养成服从的习惯；平素不认真贯彻命令，教育士卒，士卒就会养成不服从的习惯。命令平素能得以认真贯彻执行，是由于将帅与士卒相互取得信任的缘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体现了孙子文武兼施、德威并重的治军思想和治军原则。这一思想和原则也同样适用于管理企业，孙子所讲的“文”、“武”之道，也就是今天企业的“硬性”和“弹性”管理。企业管理是一个过程，是管理者向被管理者施加影响和控制的过程，管理又是一种艺术。决定这一过程和艺术的本质对象是人，核心是人。对人的管理和协调，既可以借制度约束、纪律监督、直至惩处、强制等手段进行刚性（硬性）管理，也可以依靠感召、启发、诱导和激励、奖惩等方法进行弹性（柔性）管理。科学管理的关键在于它的精确性和规范性，即变放任管理为规范管理，依靠规章制度、法纪和组织职权进行程式化、有序化的管理。它所强调的是组织管理的战略、体制、结构等硬件，这就是硬管理。软管理是依据员工的思想、组织的共同价值和文化、精神氛围进行的人性化、人格化管理。 

      在孙子的“文治”思想中有以下几点可供借鉴：其一是施以仁爱，尊重人，关心人。这是他的“文治”思想的本源。他在《地形篇》中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为爱子，故可与之俱死。”这种仁爱士卒的思想是古今名将治军成功的一个共同原因。春秋时期魏国名将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垂骑，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吴起吮之。”今天企业管理中仁爱士卒的思想已有了崭新的时代内涵。例如，为了强化企业特有的凝聚力和竞争力，日本企业界就十分注重塑造“人和”、“人贵”的企业文化。日本企业管理的特色之一就是“家族主义”，当职工受雇于某个企业时，就象加入了一个家族一样，企业领导者好比家长，管理主管就是兄长，所有员工都是企业大家族的重要成员。在企业活动中，就象家庭成员一样，晚辈要听从长辈指导，长辈要关心和爱护晚辈。家庭成员之间要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每个家庭成员都应爱护这个家，积极参与家庭活动。在日本企业中，经理往往能叫得出全厂职工的名字，十分熟悉每个员工的情况。厂里还经常组织运动会、联欢会、纳凉会、恳亲会、野餐会、忘年会，全体员工或者家属都参加，以此把员工的感情、利益与企业的命运融为一体，把企业当作自己的家。其二是善于激励下属的功绩和实现其自我价值。激励是管理的最重要的职能，对员工的业绩赏不清、功不彰、罚不明的组织，必定是贤愚不分、是非不清、优劣不辨，在这样的组织中，会使员工的荣感心理和精神动力丧失殆尽。因此，及时而科学地表彰先进和激励优秀关系到组织活力环境的营造。孙子在《作战篇》中指出：“取敌之利者，货之。故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就是说，对于勇于夺取敌人物资装备的要予以物质奖励，在车战中，凡缴获敌车十辆以上的，奖赏最先夺得战车的人。在企业经营中，对有功者给予物质奖励固然重要，而注重精神激励更为重要。Ｗ·曼彻斯特指出：“一个人不会把自己的生命出卖给你，但却会为了一条彩色的绶带而把生命奉献给你。”由此可见，精神激励在激发人的工作积极性方面所能收到的巨大效果。正因为如此，日本企业的管理者都特别重视精神激励。日本一家钢管厂一个工人发明了一种新的焊接方法，使每次焊接时间从５分钟减至３分钟，仅此一项创新，每年可为企业节省１０亿日元。这个工人得到的并不是一大笔奖金，而是最高荣誉奖章，但这一殊荣却使这位工人感到比得到奖金更为自豪和满意！这是因为他的自我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实现。 

      由此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软管理在今天企业经营中具有很强的激励作用，采取软管理的方式主要是满足员工的高层次需要，特别是自我实现需要和成就感等。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管理和现代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的人，经历了从古典理论的“经济人”向现代行为科学理论、人际关系理论的“社会人”的转变，更加重视社会的心理因素，受人尊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群体士气成为员工的高级需要和追求，也成为影响个人工作积极性及组织工效高低的关键因素。由此而言，今天只有善于创新和实施高层激励的领导者才堪称为卓越者。我国的海尔集团公司在强化建立目标系统、日清日高系统科学化、规范化硬管理的同时，创新激励，实行海尔优秀工、合格员工和试用通工的“三工并存，动态转换”政策及合格班组、免检班组、自主班级的“班组升级制度”，并通过设立海尔奖、海尔希望奖、职工合理化建议奖和以职工命名的小改、小革等形式，对职工进行精神激励，使每个员工都感到自身价值的存在，使企业形成了浓郁的尊重科学、激励上进、奋发进取的文化氛围，由此推动了企业的飞跃发展。 

      今天我们对激励本质意义的认识，不在于仅仅把它看作是一般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而是关系组织事业兴衰荣枯的根本制度变革，由此决定着组织事业的前途和命运。古往今来，不论是对指挥作战的将帅，还是现代企业的领导者而言，其重要性莫不如此。据《史记》载：汉楚相争之初，项羽用兵４０余万，４倍于刘邦，曾经政由己出，号令天下，威震一时，然而，由于他贤愚不分，奖罚不明，“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奖，拔城而不得其封”，“虽有奇士不能用”。所以程平、韩信等部下都择良木而栖，择贤主而事，相继离开了他。由于项羽不谙激励之道，奖罚不明，不会用人，使得这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最终不免演了一幕“别姬”的悲剧。他留给我们的教训是至为深刻的。激励，在当今的领导艺术中闪烁着时代的奇光异彩，蕴含着精深的科学思想，只有善于学习借鉴和善于开拓创新的企业领导者、企业家才能为企业注入不朽的活力，创造真正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其三，加强教育，统一思想。软管理工作强调组织共同价值观念的培育和塑造，通过构造适宜的良好的组织气候能够创造先进的思想和积极的态度，这就需要加强思想教育。孙子说，“兵众孰强？”“教戒为先”，“士不先教，不用也。”孙子“教戒为先”的思想，在今天的企业经营管理中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国内外有战略眼光的企业领导者无一不把职工教育，尤其是政治思想教育置于企业发展的首位，目的在于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有竞争力的员工队伍。在这方面日本企业家的育人观是超前的。 

      日本电气会社机工部部长石井慎一郎说过：“只播下种子而不加培育是不够的。如要使其成长茁壮，必须施以精神上的食粮”。日本最大的摩托车厂本田技研公司创始人本田一郎说得尤其深切：“思想比金钱更多地主宰着世界，好的思想可以产生金钱。当代人的格言应该是：思想比金钱更厉害。”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日《报刊文摘》以题为《松下幸之助一年前提出和我合资的条件——日本的“技术诀窍”加共产党的领导诀窍》，发表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会长袁宝华同志的文章说：“这老头拿出他的一个帐单说：‘我要和中国进行合资，日 

      本出什么条件，你中国出什么条件，很重要的一条，我日本把技术诀窍拿到这个厂里来作为投资，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共产党领导的诀窍和我的技术诀窍一样，作为中国的投资。’”松下幸之助讲的共产党领导的诀窍就是指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总裁，能如此重视我党的政治思想教育，能有此深刻独到的识见，实是难能可贵。今天日本企业所以能称雄世界，这与他们突出重视职工教育是息息相关的。这在日本企业已经形成一种特有的深入人心的职教文化观念：日本企业对新录用的职工都要进行“入社教育”，主要讲本公司的创业史，讲职工必须具备的奋斗精神和遵守的信条。教唱“社歌”，背诵“社训”和“信条”。新职工入社之后公司还会通过多种多样的日常活动，不间断地向工人灌输“集团意识”和“归属意识”，在全体员工中形成集团精神。如松下幸之助为松下电器公司精心培育的７种“松下精神”（产业报国精神；光明正大精神；和亲一致精神；力争向上精神；礼节谦让精神；顺应同化精神；感谢报恩精神）在今天更加发扬光大，她已成为松下职工的敬业守则，成为指导公司发展的思想指南。 

      今天，职工教育已成为国内外企业发展竞争的一项重大战略，如果说现代企业家应成为知人善任的人才家，那么，他首先应成为善于施教于人、更懂得怎样营造人才的教育家。这不仅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当今市场竞争的急切需要，这是更为高级的科学和艺术。 

      孙子所讲的“文”、“武”之道——即企业管理的软管理与硬管理，这两者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硬管理是软管理的依托和基础，对软管理的实施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失去硬管理的支撑，软管理则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软管理则是硬管理的“导向器”、“润滑油”和“催化剂”，能起到硬管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只有实现两者的结合——文武结合、软硬结合，才能制胜，取得最佳效果。《孙子·地形篇》指出“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这是说，对士卒如果过分厚养而不能使用，一味溺爱而不能命令，违犯了纪律也不能严肃处理，这样的军队，就好比“骄子”一样，是不能用来作战的。这时，将帅和指挥们就必须明法审令，用纪律来统一和管理部队，以使士卒“能使”，“能令”，“能治”，“可用”。 

      企业是进行现代化生产经营的场所，包含着极其复杂的经营管理系统，包括计划系统、生产系统、技术系统、质量控制系统、营销系统、财会系统等等，企业内职工众多，分属各系统中，各有不同的职责范围。要使整个系统象一台机器一样，沿着统一的目标高效、快速、有序、协调的运转，就必须建立健全科学严密的组织、管理机构，统一的纪律，完备的规章制度，严格的管理法则。同时还必须有一个基于员工的心理、认识基础之上的组织的共同价值观、心理文化氛围和精神氛围，使职工的创造潜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思想步调朝向同一目标行进。现代企业管理进入了这样一个硬管理与软管理有机结合的时代，有效地实现这两者的结合，是管理工作高效益的源泉，也是企业活力的源泉，这是需要我们的企业领导者、企业家认真学习、探索和研究的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 

      三、“上下同欲者胜” 
      《孙子·谋攻篇》中讲道：知胜有五，其中之一是“上下同欲者胜。”即是说，官兵同心，上下齐心协力，就可以夺取战争的胜利。这是孙子提出的分析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最根本的条件。那么，怎样才会使上下同欲呢？孙子在《计篇》中指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就是说，有道的君王，可以使民众与他的意愿相一致，这样，民众在战争中，就可以为国君出生入死而不怕危险。在这里，孙子提出的“道”是使上下同欲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孙子在同篇中讲道的：“经之以五事——指从道、天（自然时机和社会时机）、地（地理形势和交通运输之利害）、将（选择将帅）、法（军队的组织体制、编制和国家的法制）五个方面分析研究战争胜负的可能性，即把“道”列于首位。由此可见，“道”在治国、治民、治军和治业中的重要，也说明有作为的统帅者和领导者重“道”的意义所在。 

      孙子所讲的“道”是何意呢？指的是政治。他特别强调“民与上同意”，即指国家实行的得人心、顺民意的政治——政策、法令、法制等。在现代经营管理中的“道”，有着广泛的内涵，但就根本而言，是指企业发展的经营思想、经营理念和经营战略等。在这些根本因素中经营思想是贯穿企业一切经营活动中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基本纲领，由一系列的指导企业发展的新型经营理念构成。经营战略则是从企业现实条件出发，充分开发利用企业发展的一切可能性所确定的经营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战略经营决策。经营战略集中规划企业发展的长远方向。因此，一个企业的经营思想、经营理念和经营战略对企业的发展具有全局性、方向性和决定性作用，关系到组织事业的前途和命运。一个企业倘若在经营思想、经营理论上发生了偏误，即使有再科学的管理方法，再强大的技术实力，也将难以奏效，必然使企业陷入败局。由此可见，企业领导者能善于为企业制定正确的经营思想、经营方针、经营理念和经营战略，就是最大地关心和体现了员工的根本利益，他就能够从根本方面调动被管理者的积极性，赢得员工的支持和信赖，做到“令民与上同意”，“上下同欲”。也正是因为如此，国外的高层管理者都把主要精力和智慧用于筹谋制定企业的经营思想、经营理念和经营战略，并始终把战略决策置于企业经营的首位上，以此保证企业不断走向兴旺和发达，以此去焕发全体员工忠于本职、与企业肝胆相照、休戚与共的献身精神和创业热忱。这正是我们今天的企业领导者学习借鉴孙子令民与上同意、上下同欲者胜的本质思想所在。 
       
